基尼系数之争背后的调查困境

基尼系数之争背后的调查困境

在未给出具体调查过程和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时隔多年再次发布基尼系数——这一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随即引发广泛讨论。　　1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教授李实，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联合署名文章《我们更应该相信谁的基尼系数？》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的“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61”被高估，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十年基尼系数位于0.47-0.49之间，基本可信。　　一天之后，同样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下称“CHFS”)主任甘犁发表《以公开科学的抽样调查揭示真实的中国》一文，就高收入人群的样本是否过多、数据收集方法等问题一一回应。　　不过，双方一致呼吁国家统计局公布该基尼系数的估算过程和原始调查数据。　　高收入者调查难题　　事实上，无论是岳希明、李实，还是甘犁，都承认高收入者的收入难以调查清楚。因为很多高收入者都会低报收入，且会隐藏灰色收入。　　对此，甘犁称，CHFS在调查中采取了补救措施，在抽样设计中就希望多抽取富裕地区和富裕家庭，因为担心这部分人群“出不了数据”。甘犁也表示，这种做法“肯定会造成样本中富裕地区和富裕家庭的比重相对较大”，但在根据样本推断总体时，他们已对样本进行了权重的调整。　　李实则认为，所谓的“权重”无法真正落实。“什么权重是合理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高收入人群有多大比例。”　　此外，李实表示，加大高收入人群的样本，可能会选到一些收入奇高的人群。“这种情况下，就不是随机抽样的方法，是样本偏差的抽样。”　　对此，甘犁的回应是，这是针对现实困难一种“常用、简单”的办法，不应该来质疑。　　李实认为，CHFS的基尼系数偏高主要原因在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情况被低估了。李实坦言，他并未看到CHFS的研究中各个样本来自什么地区，但根据其抽样方法，得出了《我们更应该相信谁的基尼系数？》一文中关于“城市样本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样本明显偏重西部落后地区”的结论。　　他解释说，CHFS的抽样方法是选取若干个城市，根据每个城市的城乡人口比例进行排队，共形成4个组别。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为一组，对其只抽取城市户，农村户则不抽。对最后一组，即农村人口比例最高的，只抽农村户，不抽城市户。对中间两组，城市、农村户均抽取。由于发达地区城市人口比例高，西部反之，李实由此得出以上推断。　　“(这种方法下，)很多发达地区的农村户被忽略了，相当于东部城市样本和西部农村样本放在一起，这两部分样本比较高，差距自然就拉大了。”　　对李实关于CHFS抽样方法的表述，因甘犁身在美国，存在时差问题，早报记者昨日未能向甘犁进一步确认。　　记账统计方式较少见　　双方关于“方法论”上的观点差异，还表现在数据收集方法上。　　CHFS用的是一次性回忆的方法，甘犁称这是主流方法。国家统计局则通过日记账方式，岳希明和李实认为后者更准确。　　所谓一次性调查，简单理解，就是间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对事物的变化进行一次调查。而所谓日记账，即“序时账簿”，是按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时间的先后顺序逐日逐笔登记的账簿。　　甘犁在《以公开科学的抽样调查揭示真实的中国》一文举例：以美国为例，消费者金融数据调查(SCF)和消费者消费情况调查(CEX)以及有追踪调查“标杆”之称的美国收入动态跟踪调查(PSID)，均采用了回忆式数据收集方式。而中国的大部分社会调查，如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同样采用了回忆式的数据收集方式。　　“两种方法各有千秋，没有不对。”甘犁告诉早报记者，“记账用得很少，全世界几乎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很繁琐，对受访户配合度的要求非常高。当没有统计人员在现场，人家可能随便填的。”　　李实也表示，记账方式确实比较少见，但他同时指出，不少发达国家在居民收入这块的调查也不会采取回忆的方式，而是通过税务系统。“每个人都要报税，统计部门或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向税务部门申请，获得居民报税的收入用于研究收入分配，那个收入比较准确。”　　李实说，“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条件)。相比而言，记账的方法更准确，成本也比较高。用回忆的方式替代的话，准确性要降低。”　　如何改进统计方法　　事实上，李实同样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有偏低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拿出一个更高的数值就是正确的。　　李实和岳希明上一次公布自己的调查结果是在2008年，得出基尼系数为0.48，跟国家统计局的结果比较接近。　　“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可能被低估)，修正后大概是0.52。”李实说。　　不过，在1月28日刊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如何看待中国官方的基尼系数？》一文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如是写道：“如果我们假设世界各国都和中国一样存在低估收入差距的问题，而且程度相同，仍然可以判断中国目前处于世界上20%的收入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重。”　　王小鲁在文中建议，既然在调查中存在遗漏高收入样本的问题，就有可能对遗漏的程度进行推算，据此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增补高收入样本。他还提及，统计部门可与其他政府部门协作，利用私人住房登记、家用汽车注册、实名银行存款等信息对某些高收入样本的收入数据进行推算和交叉检验。　　甘犁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多次强调，他并不了解国家统计局的具体操作方法，也想了解李实和岳希明的调查方法和数据。　　李实从1988年起就参与和主持收入分配课题组，岳希明从1990年代后期加入课题研究，主要通过两种调查方式：一是专业调查公司，二是委托地方统计局的调查队。李实表示，对国家统计局的具体研究比较了解，在基尼系数结果刚公布还曾打电话给相关调查、估算人员，详细询问了调查过程、样本选择问题、收入口径界定、高收入人群样本的调整方法等等。　　0.61的数值是不是高估了，仍存争论。但双方都呼吁国家统计局公开调查过程和原始数据，以供各方查验。　　不过，《如何看待中国官方的基尼系数？》一文直言，靠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的改进，不可能改变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即目前某些高收入居民拥有大量来自隐秘途径的灰色收入。这是导致目前数据偏差的主要原因。“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体制方面的缺陷，例如公共资金大量流失、土地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垄断行业收益的不当分配等等。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是统计部门的责任，而只能靠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制度，提高政府、要素市场和垄断部门的透明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靠公众监督来消除制度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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